近期，“政府不稳定、国家政策失衡”成为全球热议话题。那么，究竟何谓政府不稳定？在民主制度下，政府更替是常态，但其影响因国家而异。通过全民选举，政权从一个政党移交至另一政党，政策随之调整，这是民主运行的正常现象。然而，这种变化通常受到宪法的约束，即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基本契约所限，体制不至于因此颠覆。宪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，确保政策调整在法律框架内进行，避免社会动荡或制度崩塌。
然而，某些情况下，国家政策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。例如，政变或军事政权的出现可能彻底推翻原有体系，但这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几乎不可能发生。战争、严重的经济危机或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，也可能导致原本稳定的政策脱轨。上世纪，日本和意大利是政府更替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。以日本为例，二战后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，尽管党内派系更替频繁，政策整体保持连贯，避免了社会动荡或国际社会的震惊。其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源于新政府对前任政策的延续性，而非彻底颠覆。意大利同样如此，尽管政府频繁更替，核心政策框架在宪法约束下保持稳定，社会秩序未受显著冲击。
在国家面临危机时，不同政党联合组建政府以共克时艰的案例屡见不鲜。1940年二战爆发时，英国各党派放下意识形态分歧，组建以温斯顿·丘吉尔为首相、克莱门特·艾德礼为副首相的联合政府，团结一致应对国家存亡危机，赢得广泛民意支持。1970年代，德国面对巴德尔-迈因霍夫恐怖组织及新纳粹势力引发的社会极化，主要政党联合执政，由维利·勃兰特出任总理，成功稳定局势，恢复社会信心。即便意识形态对立严重，为应对危机，各政党往往搁置选举分歧，达成临时妥协，以国家利益为重。这种联合政府的模式在危机时刻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。
当今世界，多民族国家占主流，如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、印度、巴西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法国等大国，以及圭亚那、新加坡、奥地利、马来西亚、瑞士等中小国家。单一民族国家极为罕见，仅日本、波兰、蒙古等少数国家人口95%以上为单一民族。然而，单一民族并不意味着社会和谐。例如，波兰虽为单一民族国家，却因社会撕裂位列欧洲前列，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分歧导致政策执行困难。蒙古作为单一民族国家，若组建联合政府，情况尤为复杂，其历史背景和政治传统增加了联合执政的难度。
在1990年之前，蒙古实行一党专政，依托外国军事力量支持，政局高度稳定，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轻则被流放，重则被监禁或处决。1990年转型为民主国家后，蒙古难以完全摆脱根深蒂固的旧思维模式，政治文化和权力运作方式仍受历史影响。2004年和2012年，因无一党获得绝对多数，蒙古两次组建联合政府，但均以失败告终。2004年，民主党与人民革命党（现为人民党）联合执政，民主党人出任总理，人民革命党掌控国家大呼拉尔主席。然而，不足一年，人民革命党退出联盟，民主党失去议会优势，局势动荡。此后，人民革命党拼凑“杂牌政府”，各部长视部门为私产，部门间冲突频发，政策执行效率低下。总理甚至促成各部签署“互相理解协议”，试图缓解矛盾，但效果有限。这次联合政府崩溃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。2004年起，外资大规模进入蒙古，GDP快速增长，人均收入从450美元增至1000美元以上，摆脱“极度贫困国”标签，但财富分配引发的权力斗争导致政府分裂。
2012年，蒙古经济迎来空前繁荣，GDP增长率高达17.6%，创全球纪录，人均收入升至4000美元，被外界誉为“亚洲第五只经济猛虎”。然而，选举未产生一党过半，民主党虽议席略多，仍需与人民党联合执政。新政府通过限制外资进入建筑、银行、教育、采矿等行业的法律，并驱逐对财政贡献最大的奥尤陶勒盖铜矿项目，导致该项目“封存”。此外，政府否决与中日合作开发塔旺陶勒盖煤矿的计划，并立法禁止外资开发该矿。这些政策引发经济波动，人民党在选举前夕退出政府，联合政府解体，政策连续性中断。这两次失败的联合政府经验表明，蒙古政治体制在处理多党合作时缺乏成熟机制，权力分配和利益协调成为主要障碍。
反观全球，成功联合执政的案例为蒙古提供了借鉴。南美洲的圭亚那便是最新例证。这个人口不足百万的英联邦国家，官方语言为英语，经济以农业为主，人口由印裔、非洲裔及原住民构成，政党按族裔划分。过去，一党上台，另一党必竭力破坏，导致国家长期贫困。2022年，双方达成政治妥协，虽未组建联合政府，但停止互相封锁，结果令人瞩目：圭亚那开采黄金、天然气和石油，吸引大量外资，人均GDP从6000美元激增至35000美元，一年增长近六倍。反观邻国委内瑞拉，因长期政策失误从“南美最富”沦为贫困国，其领导人甚至扬言以武力夺取圭亚那部分领土，凸显族群对立对国家发展的破坏力。
族群对立导致国家崩溃的案例在全球比比皆是。非洲动荡多源于部族纷争，但并非不可逆。英国殖民博茨瓦纳时，将互不相识的部族首领集中“培训”，灌输现代治理理念。如今，博茨瓦纳是非洲民主典范，国民团结，仅为野象过多而烦恼。纳米比亚在联合国支持下实现民族和解，成为另一成功范例。这些案例表明，通过妥协与合作，民族或政治分歧并非不可逾越。
蒙古曾三次主动由多数党邀请反对党组建联合政府，分别在1990年、2008年和2024年，效果远优于2004年和2012年的“被迫联合”。1990年，人民革命党虽获60%议席，总理仍邀请三大反对党联合执政。社会民主党拒绝，蒙古民族民主党与民族进步党各派副总理参与政府。该政府启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，面对苏联解体带来的经济危机，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支持，成功渡过难关。全民均分“私有化券”开启金融体制建设，央行独立实现货币主权。尽管能源、煤炭等34项物资未市场化，改革受阻，但该政府奠定了现代蒙古的基础。
2008年，选举舞弊引发冲突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，社会分裂达到顶点。总理借北京奥运会夺金的民族自豪感，邀请民主党联合执政，实现社会和解，推动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开发协议。然而，政府错误没收塔本陶勒盖煤矿96%股权，错失吸引外资机会，导致腐败滋生。尽管如此，该政府在危机时刻的合作模式仍具借鉴意义。
2024年，人民党连续第三次胜选，总理主动邀请民主党与人文党联合执政。尽管仅维持不到一年，但推动了煤炭铁路口岸、水电站、铀矿及稀土开发等重大项目，彰显联合政府潜力。这些主动联合政府的成功，源于多数党的主动妥协和对国家利益的优先考虑。
蒙古政治体制的最大问题在于宪法未明确各机构及领导人的权责，导致机构间争权、权力混战。人们竞相攀附权力中心，一旦失势便被“啃食”，这种现象几成民族性格。责任不明导致“有趣议题”被争抢，“无趣事务”被推诿。新政府常彻底否定前任，甚至同一党派更替领导亦全盘推翻前策。这种“断代执政”使体制脆弱，政策缺乏连续性。反观德国、日本，虽历经二战阴影，至今仍承认纳粹、军国主义政权的历史责任，视之为国家延续性的一部分。政府无论倾向如何，均须承担前任的责任，以确保政策稳定。
目前，蒙古总理已辞职，但国家大呼拉尔仍由多数党掌控，政策方向应保持稳定。2025年6月6日，蒙古人民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，讨论下一任总理候选人，决定支持提名现总统办公厅主任、前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贡布扎布·赞登沙特尔为第33任总理及人民党主席候选人。最终决定权归人民党代表大会，但党内普遍认为其当选概率高达90%。原因在于：他未被商业利益集团操控，未涉贪腐丑闻，具备扎实学识与政绩。他提出多项立法倡议，主导“国家腐败听证会”等行动，在政坛建树颇丰。人民党认为，他能延续现政府正确事业，并纠正其过失，是目前最佳人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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